“十四五”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三大背景，数字化、大国博弈、治理重构等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加速变革，世界经济格局将深刻调整，我国的发展环境也将呈现阶段性变化，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呈现以下十大趋势。

一、全球经济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态势

疫情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为持久性冲击。疫情后需求恢复相对滞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接续将会存在巨大摩擦成本，将对全球经济带来中长期扰动，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中长期“L型”或者“W型”衰退。为对冲疫情冲击，各主要经济体出台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刺激和救助政策，进一步推高全球债务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很难摆脱“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的模式，疫情期间的部分非常规政策可能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常规措施。预计2020年和2025年全球宏观杠杆率将分别达到255%和270%，债务和经济增长的缺口进一步拉大。

二、国际经济大循环调整加快

预计“十四五”期间，世界经济总体上呈现中国份额明显提高、美国相对稳定、欧盟显著下降的格局（见图1），中、美、欧经济占比将分别达到18.1%、21.9%和19.3%。新一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产业链网络化布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安全等多因素并重。主要经济体、跨国公司预计将进一步调整其产业布局，在“市场开放优势”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找寻新的平衡，进一步增强其产业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散化、多中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强化，原有的“大三角循环”分工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

图1 美欧中占全球经济比重（%）

三、全球治理向多极化方向加快重构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责，各主要经济体更加“内顾化”，全球化遭遇回头浪。全球多边治理机制进一步削弱，区域和双边机制更加重要，各国间处理国际公共事务将更加扁平化、分散化。疫情冲击下美国加速“退群”，世界朝向“零大国时代”发展演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新冠肺炎疫情显现了市场在面对危机时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能力不足，进一步凸显了国家能力的重要作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共识进一步减退，国家作用重新得到强化。“大政府”时代可能回归，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将会更多，产业政策可能再次被重视。中美之间对抗将进一步加剧，并向多领域蔓延，各领域脱钩的风险大幅上升。

四、国内经济增长中枢下调但结构优化潜力巨大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概率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据测算，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可超过14000美元（见图2），将迈过高收入门槛线。此次疫情将加速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进程，并带动增长中枢进一步下调，“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将下降至5.0%～5.5%左右（见图3）。我国经济总量将更加接近美国并逐步实现赶超，“十四五”末期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将显著缩小，并将在2027年超过欧盟，在2032年超过美国（见图4）。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创新引领特征强化，消费需求仍将是带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率将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60%左右，投资率将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40%左右（见图5）。我国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和不断提高的科技创新能力，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

图2 “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国民收入预测（美元）

图3 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预测（%）

图4 中美欧占世界经济份额变化预测

图5 我国消费率与投资率预测（%）

五、数字经济成为国际竞争主战场并引领产业变革

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经济成为引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国际竞争的新战场。课题组测算，2019年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的直接贡献为6.6%，对经济的间接影响达到11.0%，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器。同时，产业结构高端化步伐加快。服务业比重将继续提高但扩张速度会有所放缓，制造业比重仍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十四五”时期，预计第二产业比重将由2019年的39%下降至35%左右，第三产业比重将持续提升至60%左右（见图6）。在数字化带动下，制造和服务加快融合，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生产将逐渐成为主体形态。

图6 三次产业结构趋势预测

六、经济社会复杂性提高导致风险管理难度加大

老龄化进入加速期，劳动力供给将继续下降。到2025年，预计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0.5%，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14.0%，劳动年龄人口将继续减少2000万人左右，比重下降至61.5%（见图7）。与之伴随的是，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居民储蓄率降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加重。“十四五”仍是我国金融风险易发多发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将进一步显现，风险释放的压力将持续增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社会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诸多短板和问题，将成为“十四五”时期补短板的重点。

图7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变化趋势

七、要素集中化网络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十四五”末我国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65%左右，“后城镇化时代”很可能提早到来，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将成为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要素进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区域集中化网络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预计2025年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达到32.5%，2035年接近40%（见图8）。城市群和基础设施布局更趋网络化，进一步提升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综合考虑生产、生活、生态和安全的需要，推进一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治理改革，适度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和密度，积极推进城市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建设网络型城市。

图8 我国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变化趋势

八、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更加凸显

“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煤炭等能源消耗的下降，我国将总体处于污染物排放的“拐点”后阶段，主要大气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极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现，预计到2030年前碳排放总量将可以达峰（见图9、图10）。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峰后生态环境压力减小，绿色发展实现从外部性负担到新竞争优势转变。生态环境将作为可创造财富的资源带来发展增值，绿色发展将成为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和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我国绿色发展将从“运动式”走向“制度化”，并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不断创新国际绿色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绿色治理协作持续升级。

图9 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和煤炭消费量变化趋势

图10 我国主要能源消费量达峰趋势

九、对外开放面临更多非经济因素影响

中美经贸摩擦可能走向常态化极端化，严重压缩我国全面开放和发展空间。不排除美国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对我进行全方位打压，包括滥用“长臂原则”对我国部分企业实施“金融制裁”，扣押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软硬兼施拉拢西方国家强化“瓦森纳协定”对我实施技术和相关产品禁运，将我排除出美元结算体系，拉拢其他国家对我国进一步孤立等等。中美之间角力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应对中美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期。疫情后“去中国化”力量更趋凸显，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美西方国家对我技术和投资限制进一步增强，我国技术升级步伐可能进一步放缓，甚至存在被迫陷入“技术闭环”的风险。

十、伴随中等收入群壮大收入分配调整进入关键窗口期

“十四五”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望提高2～3个百分点，社会财富积累将不断增加，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更趋明显。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计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比已超过30%（见图11）。初步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超过5.6亿人，国内消费市场将超过美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并增大我国回旋空间。但也要看到，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国际警戒线且近年来有所回升，如果“十四五”时期这一趋势得不到扭转，收入差距长期保持高位，将加剧社会阶层固化风险。

图11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