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三大背景，多种作用相互交织促使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其中疫情的冲击、数字化进程加速、“边界”冲突加剧、大国力量格局深刻变化、对国家能力的期待增加是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共同推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形成更趋复杂、更加多元、更多变化的发展特征。

一、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世界加速调整的重要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暂停和经济深度衰退，将引发国内外经济格局变动和结构调整，是未来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变量之一。

从挑战来看，为控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各国采取旅行禁令、居家隔离、关闭工厂、封城以及封国等多种措施，致使全球经济和社会活动陷入停摆，经济大幅衰退，深层次矛盾进一步积累。疫情可能会导致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收缩，疫情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为持久性冲击。疫情加剧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提前防范各国央行大幅扩表后面临的各部门债务激增、政策空间收缩、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实体经济和生产力的恢复乏力，全球将长期面临“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陷阱。

从机遇来看，人类历史上多次经济高速增长都发生在经济社会危机之后，就是因为危机暴露了过去经济增长的短板和弱项，促进了技术和制度创新，催化了数字经济和线上模式的加速发展，实现了所谓“创造性破坏”。这次疫情给我国经济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对我国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等都进行了更深入的评估，未来科技进步、企业投资、产业政策的方向都会更加精准。同时，疫情影响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消灭，而只是暂时被抑制了，疫情后我国可以顺势而为，化危为机，加速改革开放，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加快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我国经济发展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数字化成为主导国际竞争的关键力量

传统部门生产率低迷的同时，数字化进程推动着生产方式、产品形态、商业模式、产业组织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成为推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当代最显著的生产力发展，也必将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范围的扩大，将有条件实现更加有计划的生产和消费、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让社会分工更为灵活，让“人民共建共享”有了实现的渠道。信息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把市场的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有利于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配置资源，消费者和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比较、筛选、评价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信息技术使得政府更容易收集信息，提高了政府监管的绩效，有利于打造新型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机制。

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改变我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防疫的压力为线上线下融合、信息互联互通提供了强大外部动力，在线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大步前进，将大大促进新消费业态的增长。

数字货币正在引领新一轮全球货币竞争。数字税全球谈判进程启动，正在重塑数字经济新规则。信息化使得信息流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流、物流、资源流，有利于缓解我国的资源、环境、交通压力，走资源集约和环境友好道路，这对于作为人口大国的我国来说具有战略性意义。在数字化深刻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同时，各国都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布局，未来围绕信息化的技术、资源、标准的竞争将日趋激烈，数据和信息要素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将成为国际竞争的新前沿。

三、“边界”冲突与重构成为结构调整新动力

在疫情冲击以后，各类传统的技术、要素、国际竞争、产业布局的“边界”发生根本性变化，围绕“边界”的冲突将进一步加剧，将推动经济结构和布局加快调整。技术发展的广泛联结将继续突破传统治理和规则边界，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排外主义思潮进一步加剧将重塑全球化边界，我国传统的人与自然边界、城乡区域边界、生产安全边界也将加快重塑，经济结构和布局重新调整的紧迫性进一步上升。

从国际上看，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全球治理架构和规则边界，要素和产业组织的高度国际化和信息化推动形成新的治理机制。

全球化出现新的阻隔，要素的跨界自由流动与本地化的政治利益和社区诉求冲突更趋突出，被民粹和保守思潮裹挟的狭隘和极端民族主义冲击国际共同价值观，逆全球化倾向进一步上升。

产业链布局边界更趋明显，疫情带来的停工停厂、港口关闭和飞机停航等措施，导致部分零配件供应中断，商品物资跨境运输的成本和中断风险显著上升，供应链布局趋于多元化，经济安全成为各国考虑的重要变量，商品、贸易、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可能面临更大摩擦和更多限制，全球产业链布局区域化特征更加凸显。部分多边合作陷入停滞甚至瓦解状态，区域性、双边的投资和贸易安排更加重要，国家之间边界更趋突出。

从国内看，疫情改变了传统的城乡区域经济布局，警示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注重人的生命健康，新的边界加速形成。

疫情暴露出传统城镇化战略过度强调集中和效率、忽视安全和健康等因素的弊端，更加强调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同时也对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改善城市管理水平，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疫情在警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疫情进一步提升了生产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综合考虑生产、生活、生态和安全的需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经济体系的均衡性和抗风险能力。

四、大国实力变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重塑推动力

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国际大国关系加速调整，将进一步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革，全球经济格局加快重塑。

一直以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本方面优势，通过不断累积政府债务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同时利用贸易保护、技术垄断、军事和文化输出等方式，不断强化自己的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作为劳动和资源的输出地，通常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虽然有巨大发展需要，有潜在的巨大市场、资源和人口，但由于缺乏稳定政治环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启动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往往陷入贫困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逐渐改变了传统世界经济格局，国际分工也不断发生改变，新的全球经济平衡正在加速形成。同时，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接连“退群”，二战以来的国际安全、经济、贸易治理架构遭遇最严重挑战，国际经济社会版图重构进一步加速。

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凸显和强化国家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代价巨大的压力测试。疫情应对要求全球行动，然而美国等大国加速“退群”，使全球化加速退潮，各主要经济体更加“内视化”，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国家疫情应对期间领导力的缺失，尤其是自由主义带来的无序和政府组织能力的不足，导致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进一步消退。而我国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社会、产业等多方面的政策稳定经济增长，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了全球前列。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政府能力较强的国家，疫情防控总体效果也更好。这种对比，显现了市场在面对疫情这种重大冲击时的能力不足，进一步彰显了国家能力的重要作用。

目前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在朝着加大政府干预的方向前进，在“后疫情”时代，国家能力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政府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而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平台、社交软件、区块链、数字货币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微观个体的连接性和行动力，不同群体的诉求表达更为充分，政府行为也将在更大范围内被审视和监督，互联网时代的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强政府的集中式、科层制之间需要重建平衡和协作机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创新政府行为方式的要求日益紧迫。